日本三菱公司被中国劳工索赔的新闻引世界关注。这起新闻的历史背景是，军国日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征用了大量中国劳工。现在索赔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日本征用的中国劳工，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劳工的数量也是十分惊人的。

世所共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加入了交战一方协约国，也等于是参战国，但作为参战国，中国军人并没有出现在一战战场上，而出现战场上的却是中国劳工。这是为什么？

对中国的这种举动诠释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其时东方格局是“日主中从”，日本自日俄战争打败俄国后，已成为东方独一无二“新主人”。中国北洋政府，一切都离不开“新主人”的庇护，以相当于“藩属国对宗主国”侍从日本。

一战爆发后，自顾不暇、内讧频仍的北洋政府无意参战，怎奈日本政府要求中国必须要站队、表现站在日本一起，所以，在日本的力主下，中国北洋政府硬着头皮宣布参战。加入了英法美日领衔的协约国一方。

然而，疲于应付内战的中国军阀哪有多余的军力管外面的世界，怎么办？

好在日本及协约国也并没有看上中国军队，并不需要中国军队支援他们，他们看上的，是中国独特人群：劳工。

有资料称，一战期间，中国政府向欧洲战场派出了14万劳工，也有说超过20万，无论是14万还是20万，这都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庞大人群。须知，日本在一战的作为，主要是在中国战场对德作战，参战人数2万3千人，整个一战中日本在参战国中阵亡人数最少，仅300人，而中国劳工在欧洲战场上漫山遍野，阵亡了足有5000人之多。

为什么协约国及日本对中国劳工“情有独钟”？

当时日本有个著名政论家，叫德富苏峰，这个德富苏峰在当时日本影响力，相当于梁启超对中国的影响力。

德富苏峰认为，中国不可忽视真实原因是因为有苦力的存在，那些在树下弯着背、把脚踏在石头上的人兽难辨的苦力们，才是使中国恒久屹立在世界上的原因。

他在赴中国《七十八日游记》写到：没有一个李鸿章没有关系，但是没有苦力中国的影响就变成零了。

“在世界列强要被文明病所麻痹的时候，苦力以他们动物般的精力在世界的各个地方发挥作用，对中国来说，这比百万大军还要有力。而且，中国人的生命力和国民精神也在苦力的身上体现了出来，苦力是中国的恩人、救世主，也就是苦力大明神。”

当然，德富苏峰同时指出，中国最便宜的是人命。他们任何时候都能拿物品和人命进行交换，廉价对待人命正是中国能够在世界上形成一个可怕势力的原因之一。

那么，这种“中国苦力”的成因究竟来自哪里？在于政府还是民众自身呢？

德富苏峰发现，在面对任何灾难时，中国人几乎都是个人主义者。中国人必须靠自己，因为政府指望不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中国人更不依赖政府的了……中国人是独立自主。”在这种“独立自主”背后，是一种深刻的无奈和放弃——“政府就连指甲垢那么一点点关照国民的心都没有”，国民则没有兴趣关注任何与个人无关的公共事务。

德富苏峰甚至为中国劳工打抱不平——“把政府当作了整个国家，以为富政府就是富国，为了富政府，就可以不顾一切地使人民愤怒，使人民痛苦，这样作难道合适吗？”

德富还把日本人和中国人的生命观做了对比：日本人珍惜生命，而且不拘泥于此，不怕死。中国人一边把人命看得不值钱，却又怕死。日本人像男子汉，懂得羞耻，所以强势有力。中国人不像男子汉，不懂得羞耻，无论什么样的事情都干得出来，所以也强势有力。

此番对照，令日本人欣赏中国苦力的真实心态一览无余：不是出于佩服，而是因为他们可以替日本人去干“高贵人”不愿干的活。一战中死了300人的日本，攫取的利益却与英法不相上下，可谓远东最大赢家。而付出5000人生命代价的中国，却处处看要看他们的脸色行事。同样的东方国民，不同的死亡价值，生命承受之轻重，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