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亦称门阀世族，是中国古代地主阶级发展历程中的一个特定形态。士族源起于东汉末，魏晋南北朝是它的鼎盛时期，隋唐两朝则逐渐衰落直至最后消亡。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在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在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都享有特权。因而，人们一般又将这一历史时期称为士族时代。

士族重视门第，讲究出身，建立了一整套门阀等级制度，从而给社会深深打上了身份和等级的烙印。

士族处于社会结构的最上层。士族世代高居官位。其子弟满20岁者，只要不是呆傻，皆可入朝为官，朝内重要的官职，几乎全被他们垄断。而且升迁很快，往往短期之内便可“坐至公卿”。士族巧取豪夺，广占田地，封山占水，积聚了巨大的财富。

士族也有高低上下的分别。一般说来，那些族人能长期保持上品官级的是最高一层，称为“右姓”，如东吴地区的顾、陆、朱、张四姓，南迁的王、袁、谢、萧等姓氏，皆是“四海通望”，为天下所公认。其他一些大族虽也在士族之列，却是相对下等。

除士族以外，地主阶级中还有庶族。他们虽然也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社会、政冶地位较之士族不可同日而语，有天壤之别，这就是所谓的“士庶天隔”。此外就是小农，他们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尽管勤耕不辍，但在重重盘剥之下，仍然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地位最低的是奴婢，他们不仅经济不独立，连人身也是属于主人——士、庶地主的。士族一般都拥有大量奴婢，如南朝刘宋的沈庆之有奴僮千人，士族可以任意驱使甚至杀戮他们而不受任何约束和惩罚。

为维护这种等第有差、界限分明的社会结构，士族祭起了门第、出身这两道“宝符”。他们按照家世名声确定各家族的社会、政治地位，以便分享不同的政治、经济权力。士族们非常重视编撰“家谱”，将家族的世系源流明确地记载下来；政府也插手其间，考查核实，严防非士族人家“假冒”。政府命官取仕，“必稽（查）族谱而考其真伪”；给予免除徭役的优待，也定要查明是否有士族身份。

为保持自身的“高贵”血统，士族讲究门当户对的婚姻，只在同等士族之间联姻，而不与低等级的士族通婚，更不能同庶族谈婚论嫁了。连社会交往的对象，也要与门第出身联系起来。

士族用门第与出身在社会中编织了一张无形的大网，人们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都要受到它的束缚。各等级成员间的流动凝滞，社会结构容易陷入严重的僵化状态。士族子弟在政治上凭出身就可青云直上，在经济上则有世传的丰厚祖产，没有了动力，就不可避免地向腐化、骄奢、脆弱滑落。因此，门第与出身又成了套在士族头上的绳索，它愈发达，士族末日来临的速度就愈快。

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

自南北朝后各朝各代都通过各种形式在不同程度上打击那些氏族门阀，如建立国学馆、编写氏族志时把各大姓地位都降下一等、科举制等等。其中以科举制最为重要。隋代开始的科举制，历经唐、宋、元终消灭了那些氏族门阀。像初唐的“卢”、“崔”、“郑”、“王”、“廖”、“侨”六大家族经科举制削弱下来，至唐中期其地位已完全下降。晚唐貌似是士族的鼎盛时期，但是实际上这时的士族已经放开了自己对待科举的不屑态度而积极参加科举。

唐武宗在会昌五年正月三日的南郊赦文被认为是士庶合流的标志，传统的士族相对于进士不再有任何的优势。这个时候士族是十分脆弱的，极小的打击都可以令它崩溃。不幸的是它遇到了几百年间罕有的打击——黄巢起义（875年—884年）。“天街踏尽公卿骨,甲第朱门无一半”（韦庄《秦妇吟》）。虽然也有士族幸免于难，并且此后成为唐的高官，但是他们已经完全丧失独立性，或碌碌无为，或依附于某势力。唐哀帝天佑二年（905年）六月，在出身寒素且无科名的李振的策划下，朱全忠（即黄巢起义降将朱温）将包括被他称为“衣冠宿望难制者”的裴枢在内的三十余名朝官斩杀于白马驿，投尸黄河。纠结着流品、科名的尖锐矛盾在这场快意的杀戮中得到圆满解决。清流混入黄河成为浊流，而士族时代也随着这股浊流东流入海，不复回头。